他精准诊断出美国的疾病，但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

美国2020总统大选已热热闹闹拉开帷幕。

民主党24名候选人中，华人杨安泽（Andrew Yang）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年多前默默无闻的小众角色现在已成为多家媒体的热门话题，其“给每个美国人每月发1000美元”的另类政治主张也引发了各界的巨大好奇。

目前，杨安泽已进入民主党内第三和第四轮辩论会，7月30日和31日他将在美国底特律与其他9名成功闯关的竞争对手辩论。

这个成绩比许多人预测得要好，甚至很多支持者都没想到他可以走这么远。这里我们就盘点一下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惊世骇俗的政治理念。

移二代精英华人样板

中年以后画风突变

今年44岁的杨安泽是美国出生的移民二代，1975年出生于纽约州一个华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人196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

根据资料，杨安泽的父亲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IBM和通用电器公司担任研究员，拥有69项发明专利。杨安泽的母亲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硕士学位，毕业以后改行做艺术家。

杨安泽有个大两岁的哥哥杨鑫泽（Lawrence Yang），也是在美国出生。他拥有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

杨安泽本人拥有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以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于几年后获得法学博士（J.D.）学位。

毕业以后，杨安泽成功进入Davis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年薪15万美元。

过了一段时间，他改行进入商界，创办了补习机构“曼哈顿备考（Manhattan Prep）”，帮助那些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准备考试并进入名校。

3年以后，“曼哈顿备考”因成绩出色而被美国备考业巨头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收购，杨安泽因此获得数百万美元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金，杨安泽在2011年创办了非盈利机构“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帮助那些有梦想却无处施展的年轻人。

截至2017年11月，“美国创业”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内帮助500多人接受了专业的创业培训。这些人随后成立了29家公司，为美国创造了2500个工作机会。

高知家庭，全家学霸，藤校，博士，律师，企业家……杨安泽的前半生基本就是华人精英移民的样板。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像所有华裔高级专业人士一样，拥有富足、安稳而波澜不惊的一生。

但他没有。2017年11月，42岁的杨安泽再次改行，从商界进入政界，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招：竞选美国总统。

这个举动并不是骤然爆发的“中年危机”，而是与他的价值观与人生际遇长期互动的自然结果。

早在做律师的时候，杨安泽就发现，当今美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巨额学生贷款10年都未必能还清。

为帮助年轻人就业而创办“美国创业”的过程中，杨安泽又发现，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区失业率极高，民怨沸腾。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的发展，“铁锈带”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蓝领阶层根本找不到工作，而且很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了。原本属于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普通中产阶级，正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抛弃。

如何帮这些人找到出路，已成为美国政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杨安泽的家庭状况也促使他对劳动价值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关系进行深度思考。

杨安泽的妻子Evelyn Yang也是个华裔学霸，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相识。婚后两人育有现年6岁和3岁的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患有自闭症（autism）。为了照顾孩子，本来做市场经理的Evelyn被迫辞职回家，变成全职主妇。

如果只从收入来看，Evelyn的价值基本为零。但无论对家庭、社会还是对国家，母亲的价值都非常巨大。杨安泽意识到，当今社会的分配制度有严重问题，是时候进行改革了。

貌似疯狂的“全民免费发钱”理念

杨安泽提出的改革方案名叫“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通俗点说，就是给18至64岁的美国人每人每月发10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

这个理念，许多人初次听到都觉得不可思议：免费发钱？不劳而获？怎么可能？

其实，“全民免费发钱”的理念，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并不算什么新鲜事，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全民免费发钱”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做“普遍基本收入制度（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也叫“最低收入保障”（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目的是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以上，消灭贫困并保证人类尊严。

UBI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人人有份，无论你是否有工作，收入多少，都有权领取。

2：每人领取的金额相同。

3：取消其他社会福利，比如残疾福利，失业保险等。

4：无条件。领钱的人不需要接受任何资格审查，不需要以任何劳动作为交换，这笔钱怎么花也完全由自己决定。

截然相反的杨安泽和特朗普

其实有巨大的交集

高学历书呆子杨安泽，凭借惊世骇俗的“全民免费发钱”口号，迅速获得了大批美国人的追捧，俗称“杨帮（Yang Gang）”的杨安泽粉丝团，目前人数已超过230万。

杨安泽的支持者，一大部分都是“铁锈带”工业区的失意美国人，尤其是那低学历的男性失业白人。而在5年前的大选中，这些人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俗称“红脖子川粉”。

听起来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UBI，竟然成了真·保守派的选择。而杨安泽获得的媒体采访，很大一部分来自保守派媒体，比如俗称“共和党宣传部”和”特朗普最爱”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

杨安泽和特朗普表面看起来截然相反，但其实有着巨大的交集。最明显的就是，两人有着相同的受众，中西部工业区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基本盘”。

这个现象的成因，是因为特朗普和杨安泽两人都精确诊断出了美国社会当前最大弊病。那就是传统中产阶级的衰落，大量普通工作的流失。

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特朗普和杨安泽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特朗普认为，是全球化导致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工作，侵害了美国的利益。所以一定要造墙，要贸易战，要将失去的工作和美元从外国和外国人那里抢回来。

但杨安泽的看法更加悲观（或者更加乐观）。他认为，抢走美国人工作的是科技进步，是人工智能。所以那些失去的工作再也回不来了。但好消息是，科技进步让国家的财富总额上升，早已足够养活所有人，故此换一种分配方式就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温饱。

特朗普上任两三年来，折腾得世界各国一片打乱。但杨安泽的出现，却似乎是比特朗普更加诡异的画风。

理论上，UBI似乎是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但什么时候条件真的成熟，什么时候可以落地，从“有条件基本收入”到“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过程中要逐步取消哪些变量，还需要漫长的实验和试误。

很多人说，杨安泽的理念是面向未来的，其前瞻的眼光值得瞩目。但也是因为理念太超前，很可能会因不接地气而短期内无法实施。

另外，杨安泽的支持者呈现明显的两级分化，来自精英和底层的支持者最多，最多的反对声音反而来自中产。确切来说，上层的精英是从理论上支持变革，希望以社会实验的方式为世界寻找出路。而底层的破产民众热切支持，是因为他们有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

华人并不是杨安泽的票仓。移民到美国的华人通常学历和收入较高，AI的飓风暂时还没有打碎他们岁月静好的幻象。

杨安泽有什么意义？

此次大选，杨安泽很可能不会当选总统，但他的参选仍然很有意义。

首先，他起到了“科普”的作用，将学界和智库流行了几十年的UBI概念从象牙塔推向普通民众，他的选战其实更像一个科普运动。

有些支持UBI的人，一方面希望杨安泽走得很远，另一方面又希望不要远到他真正当选。因为一旦当选，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无法实现承诺，反而会让他被啪啪打脸。最理想的状态是，50年100年后，人类社会终于实现UBI的时候，杨安泽被人们当做先驱（trailblazer）来纪念。

其次，杨安泽最终不管是否胜出，都会像特朗普一样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他们提醒我们，这世界的贫富差距已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效率”和“公平”之间，现在的要务是“公平”，各国政治家请不要迷失方向。

再次，杨安泽给华人的启示，就是参政议政的时候不要再搞族裔政治，不要再相信“华人选华人”的鬼话。眼界大一点，跳出族裔的藩篱，看到“全人类”的困境，然后努力提出解决方案。

UBI由来已久 加拿大也曾尝试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述了“分配正义”的理论，提倡以普惠的福利制度来解决贫穷问题。

2000年前，作为西方文明基石之一的《圣经》也在《新约·使徒行传2：42-44》中通过圣保罗致哥林多人的信件解释了社会财富共有和普惠分配的理念。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中提出与当今世界UBI概念非常相似的理念。

几百年后，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乌托邦的光芒从理想照进现实。1970年代起，世界各地出现了爆发式的UBI实验。

有明确记录的第一个实验地点是加拿大曼省小城多芬（Dauphin, Manitoba），1974至1979年间，当地政府推出“米糠计划”（The Mincome program），之后经济学家Evelyn L. Forget以这个项目为核心出版了论文《没有贫穷的城市》（The town with no poverty），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UBI巨著《给加拿大人的基本收入：为所有人创造更健康、幸福和安全人生的关键》（Basic Income for Canadians: The key to a healthier, happier, more secure life for all）。

目前，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州斯托克顿城都在实施UBI实验，意大利、印度、纳米比亚、肯尼亚的部分村镇也在实施。

2017年9月，硅谷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Y Combinator在美国随机挑选3000人，进行长达5年的UBI实验。2019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最大城市纽瓦克宣布，将在全市范围测试UBI。

杨安泽在选战中，也已自掏腰包为爱荷华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普通家庭提供UBI，尽管人数很少。

2016年和2017年，荷兰和芬兰曾在部分城市实施UBI政策，但在一两年后停止。2016年，瑞士曾就UBI提案举行全民公投，后来因78%人民反对，提案没有通过。

在加拿大，2017年安省曾随机挑选4000人进行UBI实验，但政府换届后项目被取消。BC省在2017年省选以后，BC绿党曾将UBI实验作为与NDP联合执政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近几年应该能推出。

UBI的实践目前全球虽然遍地开花，但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测试，且都附有一定条件。真正意义上的UBI，在实践中仍属于非常稚嫩的新鲜事物。

“不劳而获”未必会鼓励懒汉

UBI获得左右两派的共同支持

关于UBI的最大质疑，是“钱从哪儿来？” 答案是，现有福利体系的预算，以及对高科技企业的加税。

全民免费发钱，并不意味着政府凭空要增加一大笔支出，而是改革现有的福利制度。

前文说过，UBI的一个前提是取消残疾、失业等复杂福利，然后以算法简单的UBI代替。当代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和加拿大，有着完整复杂的社会保障制度。

即使在福利制度不发达的美国，很多人的每月福利加起来也几乎1000美元。各国政府对社会福利这一块，本来就有大额的预算。

于此同时，复杂的福利申请和监督系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许多浪费。

采用简单的UBI制度以后，官僚系统的简化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提倡小政府的右派经济学家也坚定支持UBI。在他们看来，福利支出既然不可避免，就让它越简单越好。

UBI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对高科技公司加税，尤其是那些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

杨安泽倡导UBI的重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已导致几十万卡车司机、收银员等体力劳动者失业。在将来的岁月里，办公室里的初级脑力劳动者也将面临被AI淘汰的危机，“机器人末日”绝不是危言耸听。对AI公司加税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思路，所以“自由红利”也被称作“高科技红利”。

对UBI的误解，最常见的是“不劳而获会鼓励人们偷懒”。但UBI设计了精巧的制度，尽力避免这个结果。

传统的福利制度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越高福利金越少，尤其是失业福利。故此有些人宁可减少工作时间，以避免福利金的减少。但UBI的设计中，福利金是无条件的，并不会因为你工作了就减少。你工作越多，拿到的钱总额越多。

“福利制度养懒汉”是对西方福利制度的一个长期迷思，在福利制度健全的北欧，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个假设。

“有饭吃以后，人就会偷懒不工作”的想法，完全是不理解人类的工作动机。人类工作并不只是为了钱，很大一部分是出于精神追求。人是闲不住的，满足温饱以后人总要找事做，而且一旦没有生存压力，人会更倾向于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工作的业绩也会更好。

况且，1000美元只够生存。想过上美好生活的话，人必须继续工作。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决定，既然饿不死，我就再也不干活了。

有人曾问杨安泽：“你这不是社会主义吗？” 杨安泽回答：“不，我这就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以前的资本主义是每个人从零开始竞争，而我这里则是从1000美元开始竞争。”一句话解释了“自由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新颖奇特的UBI理论，长期以来获得了各界名人的支持，比如美国国父之一Thomas Paign、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参议员Bernie Sanders（此人也在竞选2020美国总统，也是民主党候选人）、著名作家Steven Pinker，以及当今世界大批的科技精英，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和Chris Hughs、特斯拉的Elon Musk、Slack 的首席执行官Stewart Butterfield、Y Combinator创始人Paul Graham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UBI虽然听着非常“左派”，但却获得了很多右派人士的支持。

1970年代，尼克松领导的美国共和党政府进行过此类的实验。加拿大保守党前任党领Robert Stanfield曾积极推动UBI政策，而安省UBI实验的最大推手Hugh Segal也是保守党的参议员。

为了帮助普通人对UBI的理解，以及AI时代实施UBI的意义，杨安泽专门写了一本书《针对普通人的战争：美国消失的工作之真相和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才能带给我们未来》（The Truth About America's Disappearing Jobs and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Our Future）。

很多本来对“全民免费发钱”持吃瓜观望态度的人，看了这本书以后，都对杨安泽和UBI概念路转粉。